近来重读鲁迅的《一件小事》、《野草·题词》和《这样的战士》，越发感到这三篇文章如果不联系起来读，那是很难真正读懂鲁迅的。或者说，鲁迅那种如入“无物之阵”的感觉，如果不与被车夫“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联系起来，不与“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联系起来，我们是无法找到鲁迅的价值依托之所在的。实际上，当鲁迅以杂文作武器与“千夫”做绝然的战斗，以阿Q和吕纬莆等形象对中国国民性和五四知识分子作尖锐的批判时，我们似乎感到鲁迅是在作“对象化”的批判，并且一直扮演启蒙者的角色——这种形象一直是我们一些人学习的榜样。但当我们将这种“开口的批判”，与作者的“空虚”联系起来，与对“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这种坏脾气的自省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说在沉默中感到充实的意义之所在，也才可以理解鲁迅一生为什么没有塑立起一个鲜明的正面人物，更可以理解鲁迅为什么一生都在以“开口”说“不”，来捍卫他心底深处那无法“开口”的所“是”。这意味着，鲁迅一生都在直面两种现实：一种是以开口说话为生存方式的所谓学者、作家们，但这些人除了说一些西方的话或老祖宗的话以外，其实没有什么自己的话可说。因此启蒙也罢反启蒙也罢，他们除了塑造一些“娜拉出走”的肤浅形象，说一些中国人种有问题的空泛之词，或者像九斤老太一样感叹世风日下、世道不古，其实已经丧失了对另一种真正的现实的发言权。这样的现实不仅由默默无语的车夫等中国的脊梁构成，更由鲁迅对由这样的脊梁可能建成的“人国”之思索构成。可惜的是，鲁迅一生都没有将阿Q从这样的现实中真正分离出去，可敬的是，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的分离，并因此而进行着深刻的自我批判。如果说鲁迅伟大，我想鲁迅不是伟大在对他人的战斗，而是伟大在对自己的这样的战斗上。
无独有偶，近来又读到贾平凹先生的《我讨厌我自己》一文，觉得这是比看到当代诸多轰动的小说更有意义的事情。把这篇文章放到我们身边到处是自命不凡的作家创作谈中，我不禁对贾平凹又多了份敬佩。说来我曾经写过《贾平凹：个体的误区》一文，从“个体化理解的缺失”角度，谈过贾平凹作品受道家特别是禅宗哲学束缚、从而造成离经典文学之距离的问题。虽然觉得切中要害，但又每每担心作家是否能接受这样的分析。因为按照名气，贾平凹不在中国任何当代作家之下，而诸多赞美性的评论，也足以将贾平凹抬到一个令一般作家早已昏昏然的地步。这个时候，能真正听进批评性的意见已经算不错的了，更不要说公开做自我批评了。我想，贾平凹是否看到过我的批评文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一代作家没有自己的文学观，也没有造血的能力，只能惰性地依附于流行的观念，满足于作品的畅销、翻译和评奖，这就具有了一个经典作家应该具有的自省意识和眼光。这意味着，贾平凹看到了自己作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多评论家们却没有看出来。贾平凹不缺才华，不缺气魄，不缺沉着，也不缺韵味，但缺的就是穿越流行观念的勇气和能力。说一切现成的文学观都是流行的观念，是指这种观念在新潮作家那里是指西方的文学观，在新写实作家那里是“活着就好”的生存观念，那么在贾平凹这里则是传统的价值观。如果说昆德拉与博尔赫斯是因为有自己的小说观，而使其小说具有不可重复性，那么我想说的是，中国几乎很少有作家有自己独特的小说观，而充其量只能赞同昆德拉和博尔赫斯的小说观——并因为得风气之先而具有优越感，也因此具备了看不起人的、又十分廉价的坏脾气。所以我想，贾平凹是在说不出自己的文学观和小说观时而讨厌自己的，而没有自己的文学观和小说观，一个作家便只能以题材、个性、风格、聪明区别于其它作家，而不可能在思想和世界观层面上区别于所有的作家。如果鲁迅的空虚在于他开口所说的都不是他真正想说的，而他想说的（即自己的世界观）却一直无法说出，那么中国文学现代化运动对这个问题的遮蔽，就是产生了大量的没有自己的文学观的作家。中国作家数量和质量的不成比例，由此也得以解释。
我尤其想说的是，包括我之内的中国学者，也应该说是处在同一水准之中，并无什么例外，但许多的中国学者，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不行，就是不愿承认自己不行，更不用说在以自己的努力来试图改变这样的状况。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我们需要自尊心，需要维持自己辛辛苦苦出版的一点科研成果的价值，一言以蔽之，需要获得生存快乐、名利满足以及呼风唤雨的感觉。但问题在于，这种自尊心如果打着学术思想价值的幌子，便多少具有欺骗性。这种欺骗性，既遮蔽了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孱弱性，也衬托出钱理群这样的学者面对问题症结的清醒、真诚和坦诚。本来，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之一，学界有理由期待他们产生与这种概念提出相匹配的新的文学史。但从这个概念的提出到现在同样快20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看见这样的文学史，其原因我以为钱理群说得很准确：“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观、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因此，我无法形成，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形成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属于我自己的、稳定的、具有解释力的总体把握与判断，我自己的价值理想就是一片混乱。我不过是在矛盾与困惑中，勉力写作而已”。我想，在矛盾与困惑中写作的应该不止钱理群一个人，但钱理群在真问题面前不掩盖自己学术的价值有限性，勇于直逼自己的痛处、短处，我以为在学术境界上就与那些沉湎于矛盾困惑不愿出来的学者构成了区别，这个区别就构成了钱理群建立自己的文学史观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用我的话语来说，那就是已经具备了“本体性否定”的审美冲动，剩下的，那只是能力和方法问题。
我想，今天的中国文学创作界和研究界，如果能多一些贾平凹和钱理群这样“敢于说自己不行”的作家和学者，解决我们的心灵空虚和价值迷茫问题，至少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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